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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八劫》:1958年的“摇篮惨案”

时间:2018-12-25 18:39    点击量:

  《五八劫》:1958年的“摇篮惨案”

  【大纪元7月24日讯】使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过去,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同一体,也许是历史学最古老和最经常的社会职能。这种职能至今仍未完全丧失。

  然而,总有一些过去,它们虽是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经历,却被扭曲原貌,武断地植入历史教科书及意识形态,于是成为神话——譬如义和团;与此同时,也总有另一些过去,它们确是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经历,却被粗鲁地遮掩,试图一笔勾销,于是成为禁忌——譬如反右。

   有学者认为,反右运动是中共建政后,一系列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起源,它与后来的大跃进、大饥荒、文化大革命,以及西单民主墙、四五运动、六四事件,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。触一发而动全身,为捍卫自有政权之合法性,当局遂采取回避与强制遗忘的手段。

  就在2007年初,反右五十周年之际,中宣部召集各省市分舵负责人,口头传达了17条指示,其中包括:不能出版有关反右与文革历史的文章、回忆录和相关书籍。稍后,2007年3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《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》,再次重申固有立场。

   然而,如夏多布里昂所言,“当一切都在强权面前颤抖时,历史学者便出现在舞台上,接受公众的复仇委托”。来自民间的历史学者——王建军(天涯ID王大爷)老人编纂的《五八劫: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》,就是一本关于反右的“复仇”之作。只是此种复仇,不是用火与剑,而是用真相;书中记录的“右派”,也是一群特殊的“右派”——中学生“右派”。

   以中学生身份(多属未成年人)被卷入政治运动,可谓骇人听闻。即使在清康雍乾三代文字狱最盛行之时,也罕有直接向未成年人开刀之举。《五八劫》一书,以大量第一手的档案、卷宗、当事人回忆录,向我们呈现了发生在1958年的四川的至为荒唐的一幕: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

   这场运动由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、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发起,在四川省各中学及中专中开展,实质是以中学生为主体的“反右”运动。最终,被定为三、四类分子的学生,分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,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。而当时全川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。也就是说,1958届四川高中毕业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,在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中因言获罪(这些言论多是被诱发出来的,犹如毛说的“引蛇出洞”,或“阳谋”),不但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,而且成为“政治贱民”,受到“准专政”。

   具体经过,书中叙述大致如下:

   1958年1月26日—2月16日,在四川省委直接布置与领导下,成都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率先开展“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”,旋即推广到全省各市、州、县。据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《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》,运动主要采取 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争辩”的方式,“对于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,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,并列为操行评语内容,作为这个学生升学、就业审查的内容”。

   运动的结果,划为四类(“立场反动,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”)和三类(“立场动摇,认识模糊”)的中学生一律以“操行不及格”为由,严禁高校录取。四类还特别定为“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”,明确为“敌我矛盾”,“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右派份子处理的指示精神”进行处理,有的遣返农村,劳动教养,有的和三类学生及所谓“家庭与社会关系复杂”的学生一起分到基层生产单位“锻练改造”,“不给予干部和工人称号,一律叫试用人员”,并明确“限制使用”:“ 绝对不能分作党团、人事、保卫、计划、财务和重要业务工作”,“不能提拔选送入学,个别培养”,“政治上应时时对他们提高警惕”。

   更惊悚的是,四川一些县市还将运动扩大到初中,于是被划为“反社会主义分子”的学生中,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。

   正如黄一龙在《跋〈五八劫〉》里所说:“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,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,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,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”、“处心积虑,撒饵下套,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,把他们扼杀在摇篮”。

   关于这一“摇篮惨案”,钱理群对之有详尽的背景分析,矛头直指毛泽东。

   钱分析,在1957年,毛泽东的危机感(恐惧感)主要有二: 领导权的危机与接班人危机。两者尤其是后者,成为引发“五八劫”的深层政治根源。

   所谓接班人危机,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的话来说,就是年轻一代究竟是“革命前辈的接班人”,还是“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”?1957年1月,毛泽东《在省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》里,谈到石家庄一所学校因就业问题闹事时,就特意指出:“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,据北京市的调查,大多数是地主、富农,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,工人阶级、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”,“地主,富农,资产阶级,民主党派——他们老于世故,许多人现在隐藏着。他们的子弟,这些学生娃娃们,没有经验,把什么‘要杀几千几万人’、什么‘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’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”。这就开启了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的“阶级分析”,以及动辄追查“学生娃娃”背后的“有胡子的人”的传统。

   钱还分析,毛泽东这一时期特别注意到中学生的动向。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(扩大)会议的讲话里,就有这样的一段话:“去年—–有十七个学校七千人罢课。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,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,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,也不好办啊。”

   所谓上有所好,下必迎之;上有所虑,下必解之。“五八劫”的本质,就是在反右扩大化大潮中,为迎合毛“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”的指示,地方大吏“媚上整下”的杰作。几千名中学生的稚嫩命运,也因之被掐住脖子,改变轨迹。

   五十年过去了,“五八劫”中的蒙冤者始终没有沉默。1962年,他们给周恩来写信上诉,被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,有人因此而入狱。1967-1968年,他们成立“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”,搜集保存大量相关文件及当事人材料,在以后的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中,又遭到残酷迫害。2005年起,经过王建军等老人近3年的努力,《五八劫: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》一书终于自费出版。“用五十年的血和泪,记下这行将被遗忘的历史”。

   随着此书出版,发生在1958年的四川的这段残酷历史图像,以最接近完整、最接近真相的样貌再现于世。如菲奇诺所言:“本身注定要消逝的东西在历史中获得不朽;不存在的东西变成存在”。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,则是“国可亡,而史不可灭”、“不信青山唤不回,不信青史尽成灰”。

  转自《牛博网》

  (http://www.dajiyuan.com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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